第三，司法上的可适用性，即行政应急性原则能为行政审判提供判决依据。
[xxxviii] （三）不予执行 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没有执行，或者已经执行但未执行完毕的司法裁判和行政行为，此时所适用的法律规范被违宪审查机关宣布无效，那就证明之前的司法裁判和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瑕疵，所以首先要将当事人的损失降到最低，尚未执行的或没有执行完毕的就不再执行。但我们不能认为备案审查决定有溯及力，决定只是针对每个具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效力，表明其被撤销、修改的结果，该决定无法溯及。
因此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貌似逻辑不通。这种‘强制执行禁止类似于一种向后——撤销：已经支付的，不再返还。[xxix] 王锴：《论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以合宪性审查为例》，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6期。孙波教授强调，这种现象也不能被表述为‘被撤销、废止后的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力，因为‘撤销和‘要求废止并不决定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力，其影响力只及于备审文件生效之后。[xxxiii]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
注释: [i] 参见梁鹰：《备案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6期。但如果是刑事司法解释被宣布无效，则再审法院可以依据对刑法条文的合宪性解释进行审判，那么再审后理论上服刑人员还可能被判处其他罪刑。从历史上看，由孙中山先生所称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34}、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32}135，到马克思主义所要求国有制落实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民所有。
第三阶段是2007年10月以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申言之，近年之所以会出现关于国有与民营关系的争论，之所以会逐步提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及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一个侧面上反映的，正是过去十余年来我国国企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根据统计，2002年到2012年，全国国企营业收入由8.53万亿元增至42.38万亿元，实现利润由3786.3亿元增至2.2万亿元，上缴税金由6960.4亿元增至3.35万亿元，这三项的年均增长率均达17%以上{52}。一、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沿革与内涵衍变 1993年修宪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般认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定位主要体现在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和对于经济运行整体态势的控制和影响上{3}，即所谓带动力、控制力、影响力。按照当时的修宪说明{38}及党的十六大报告，此举立意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这样，在学理上，一种复合型制度的制度性保障形态出现：国有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衔接成为复合型制度，以此保障公民获得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其中，依据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宪法》第七条中的两处国营经济均改为国有经济，该条变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另一方面能够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在一定范围内的优越性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繁荣。其二，主导力量定位内涵的衍变，改为围绕控制力和竞争力这两个要素而展开：关于控制力，1993年要求的是控制经济命脉，1997年为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提出要对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2]若以现行宪法公布施行的1982年为界，可以将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现行宪法施行前的历史时期和现行宪法施行的时期。不过，财政部至今仍将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笼统地归入非税收入，国家统计局的财政收入项目表亦只将其归在其他收入项下。
进言之，在此框架内，由于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得到了保障，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将能着眼社会而又突出保障：一方面，《宪法》第45条第1款的获得物质帮助权以及第44条的退休人员生活受保障权之主体偏窄等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像失业人员、农民等自然在宪法意义上成为社会保障覆盖的对象，社会服务亦可成为社会保障的形式。另一方面，更加重要而且亟需强调的是，还表现为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不断地、大体同步地推动民生的保障与改善——如果着眼于当前作为第一位要素的活力，可以说，正是因为主导力量定位的两重内涵分别形成了国有经济与人民福祉的紧密联系和它本身巩固与发展的充分理据，故而，使得活力要素居于控制力、影响力之先，一如前述推动社会保障、促进民生改善居于两重内涵的首要地位那般。不过，近年来，控制力仍是主导力量定位的要素，竞争力及带动力则已较少提及。至于上世纪中期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涌现的那些所谓国企，还明显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26}。
革命根据地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号召将帝国主义控制的银行、海关、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收归国有，并确立土地国有的目标。所以，在制度性保障的视野中探究国有经济制度所保障的本质核心，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后一要求也包含于主导力量定位内涵之中，并且让国有经济具备了有义之利和有意之力。而通过对若干样态的研究，未来有可能提炼出新的宪法变迁途径或情形。
而这两个问题，前已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化大生产和全民所有制作出了明确回答。节制资本主张，确实像孙中山先生认为的那样，有一定的公平性{33}355。而这显然与前述1993年至1999年间主导力量定位的第一阶段内涵衍变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即：通过淡化比重要求、转变竞争力要求和强化控制力要求，使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与国企现实状况形成关联，但又不致因为国企在特定时期遭遇的困顿，整体影响对于国有经济的定位。前已述及，国有经济的前身国营经济在《共同纲领》(临时宪法)即有规定，并拥有更早的资产基础与思想渊源，故其作为一项制度的确立先于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符合原本(施米特意义上[7])制度性保障理论对于制度的既存性要求。Niklas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1965，S.59.(转引自：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J].法学家，2011(2):160.) [9]参见：《宣言》第22条、第25条第1款及《公约》第9条、第11条第1款、第12条第1款。在近年来国有经济显著发展的背景下，应将国有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衔接，通过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民生事业等措施，突出主导力量定位中促进民生改善的首重和首要内涵，落实全民所有的宗旨和避免与民争利问题。
而当意识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实际上以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定位为据，这种分红{50}乃是全民所有制实质和通过制度性保障促进民生改善的体现，这一举措的意义便能显示出来。(参见：王军：国企改革与国家所有权神话[J].中外法学，2005(3):369.) [7]不过，这一要求现已淡化。
而我国的国有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除了是由国家政权(政府行政机构)拥有、掌握并控制的经济{27}，还特别强调它是公有制的体现，即被认为：一方面，它代表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国有制固然属于公有制范畴，但严格说来，它与社会所有(最终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个人掌握全部生产)尚不完全等同：于此，实现的只是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尚须体现和落实为全民所有。
概言之，主导力量定位在沿革中，基本内涵经历了由强调控制经济命脉到突出比重要求、由相对下调比重要求到同时强调比重和控制经济命脉的衍变过程。所以，一方面要遵循经济规律、根据市场要求来发展国有经济，另一方面则要允当诠释主导力量定位，避免将发展国有经济错误地归结为与民争利。
可以说，经济固然是其本质，特征却在于政治。(三)主导力量定位的诠释思路：制度性保障 综上，作为一种事实，我国国营经济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没收官僚资本、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国营经济的基因。{29} 所以，如果说《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揭示的两者的关系，也类似于国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9}。(四)宪法变迁的回归：从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切入 2011年，财政部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11]增加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内容有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情况和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在内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情况[12]。
关键词: 国有经济 主导力量定位 宪法变迁 制度性保障 民生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同时，又鉴于晚近对相关制度所保障之本质核心的探求，虽有成功的例子(典型如日本学界将私有制视为其宪法中财产权不可侵犯，并规定保障私有财产权制度的本质核心{37})，但并非都能获得满意答案[8]。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对此再次确认。就是说，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发生前两阶段衍变的上世纪90年代迥然不同，国有经济在本世纪的头十余年重新焕发生机，得到显著发展——也惟其如此，它方能承担推动社会保障、促进民生改善的重任。
进入专题： 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的进一步探析 在上文运用宪法变迁理论对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定位基本内涵的衍变进行规范诠释之后，下面，我们从国有制的根本宗旨和国营经济的历史背景入手，对主导力量定位作进一步探析。
如此，我们可以考虑，将《宪法》第7条与第14条第4款相衔接，使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健全的根据与动力。而1999年及其后，便基本不再突出比重要求，或是更多地强调国有经济在质而非量方面的优势。[5]《大学·第十一章》。孙中山先生主要看到这种主张不似社会主义革命那般地激烈{32}384，却相对忽略了探讨发展国家资本的正当性问题，既未说清国营较之私营在效率(效益)上的高低，亦未道明国营的收益当如何分配。
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才能更好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而重要的是，鉴于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将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结合起来，使前者成为后者客观法的功能侧面之一，从而，制度性保障由当初消极地旨在避免特定制度与立法相冲突，转变为立法机关负有积极义务来建立健全有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各种制度{35}{36}。
1982年，现行《宪法》在第7条规定国营经济，同时，对其的定位表述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而恢复的专门规定，内容亦变为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当时，修宪报告指出，相关修改一方面保证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符合劳动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为此，面对违宪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冲突，除了修宪，首选做法是致力于使这些现实与宪法重新吻合一致，{19}30或者更形象地说，就是对于宪法规定当抱有充分的期待{17}349。这种关联却不完全对应的关系便是1993年后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的基本关系。
